不复再当年那朵“小花”的影星陈冲，忽然莫名其妙的在《南都周刊》上口吐珠玑起来，自曝“我从来没有和导演睡过”。这本不算什么鲜事，但听着总有那么点别扭。要是细究陈冲那话，也还是有那么点骇人听闻，不得不说上几句，为导演们，也为演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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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的意思很显然：一．她是清白的；二，她合作过的导演也是清白的。这话似乎是在逢人说项，似乎是在褒扬曾经与陈冲合作过的导演。然而，这话听起来却更象是在黄婆卖瓜，自我宣扬。因为这话使用了主谓宾结构句式，主语是第一人称的“我”，所以，这话里肯定的首先是她陈冲个人的清白，其次才是隐隐约约地肯定导演的“也没睡过”。

然而，这句话里的“潜意识”和“潜意思”同时却是丰富到让人作呕。首先，她陈冲为什么要“冲口而出”此话？因为她在潜意识里已经承认演艺界里潜规则的普遍存在。潜规则是否存在，这尚且还是有待更多的事例和案例来证实，不能由一两个“奋不顾身”地以身说则的女星说了算。演艺界是否存在潜规则还不是铁的事实时，她陈冲岂能在公众场所以这种方式来加以肯定！陈冲这句话无疑是坑了演艺界一把，又一次的把导演们推下火坑。其二，这话中还有未了的话。陈冲适其时不补充完整，那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与她合作过的导演也曾有过潜规则的要求，只是因了她的坚持与勇敢她陈冲才得以守身如玉。没有潜规则，也就没有所谓的清白。她陈冲今天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清白之身，这就等于说她陈冲曾经见证过潜规则的存在或肆虐。然而，事实真的如是吗？

她陈冲或许从此清白了，但是，和她合作过的导演从此却不明不白地不清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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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她陈冲根本没必要站出来说自己是清白之身。她陈冲是中国人，又在国外呆过，相信她比国人更犹有心得的体会到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习惯。在中国，你越说白你就越黑。中国人习惯并喜欢逆思维。在法庭上，犯罪嫌疑人的清白自辩往往让旁听者哄堂大笑，更多时候法官也偏向于不予采信（哪一天法庭不见这哄堂大笑了，咱中国的法制也就接近健全了）。这媒传世界其实又与法庭有何异？你上去了，就仿如站到了被告席上，你的清白就不由分说了。你越是宣扬清白，到头来恐怕就更不清白，恐怕就有人会说你是在大言不惭了。这又何苦呢？

暂且不知陈冲为何说出这话来。相信她不是因为被专题采访是否被“潜规则”过。要是有，那就是近乎审讯了。这天下记者恐怕尚未有蠢愚至此的，也未有斗胆至斯的，竟然敢把女明星当罪犯。或许她只是在指山说磨罢了，只是为了借之炒作一回。如果她陈冲以“没和导演睡过觉”为荣，那她就错了。不上床，那算不得什么上善如水；没被逼良为“潜规则”下的娼，那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妇人守贞之德，根本不值一提。如果以此来炒作，那还是她陈冲的错。她一句炒作，就把整个导演圈都给拖入“潜规则”里，把自己合作过的导演都给陷入涉嫌，更有点幸灾乐祸于被潜规则了的女星。

独善其身，那是美德，有时还真是难得。独扬其身，那可不是什么美德；扬来扬去，到头来不但没得扬眉吐气，恐怕最终啥也没得，除了缺德。

还是别把“没和导演睡过”来说事为妙。毕竟那里不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地。也不是什么风光事，虽然这烂话题确是一个很好的炒作之径。让上嘴唇与下嘴唇上床睡觉，让嘴巴们爱到甜蜜，爱到密不透风，那就上善若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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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地市广电局长踏上国际电影节红地 毯。

在6月15日开幕的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电影<<黎明行动>>的出品人、黄冈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湖北黄冈广电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范从政与<<黎明行动>>主要演员一起出席了开幕式，走上爱心红地毯。据查，范从政局长，是全国地市州广播电视系统中唯一一个踏上国际电影节红地毯的广电局长。

     （图中穿蓝西装、戴眼境的为：湖北省黄冈市广播电视局长范从政）

 电影<<黎明行动>>是由黄冈市广播电视局和上海电影集团公司联合摄制出品，也是湖北黄冈产首部电影，是大别山革命老区黄冈市开发影视产业的开山之作，是黄冈电影人的黎明行动。

该片由“全国十佳导演”称号的包福明执导，第34届“金马影帝”谢君豪和实力派演员韦力在片中担纲男主角。影片根据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原市长段宝坤（段锦颐）的真实经历改编。影片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为了争夺人才，国民党劫持了段锦颐，于是，东北民主联军组成了一支6人的营救小分队，在谢君豪饰演的小分队队长的带领下，与国民党斗智斗勇，最终成功营救了段锦颐。

      据了解，《黎明行动》将在今年“八一”前后，在中央电视台六套（电影频道）节目中，向广大影视观众播映。

朱德,四川仪陇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他内心十分苦闷。很快,朱德也受到冲击,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红卫兵还要揪斗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朱毛红军,"朱毛"分不开,我要保他,朱德才免遭大难。1968年7月,康生抄录的八届中央委员名单,朱德被列入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要考查的一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斗。10月,朱德被疏散到广州从化,1970年8月,回到北京。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看见朱德走过来,与他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这不是红了吗。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因为朱德刚出院,工作人员没有告诉他。晚上7时,朱德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立刻老泪纵横。1月11日,在去周恩来灵堂的路上,朱德一直流泪，路上,他就把帽子摘下来。到灵堂后,朱德缓步走到周恩来遗体前,又戴上帽子,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回到家,朱德一句话也不说,饭也吃得极少,许多天心情一直很沉重。周恩来追悼会那天,朱德还要去,但由于几天彻夜流泪,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怎么也上不去车,只得从电视上看着灵车经过十里长街。此后,朱德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睡眠很少,但他仍带病开会,会见外宾,找人谈话。他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再三催促他才离开，孩子们劝他,您已经90高龄了,这样工作会吃不消。朱德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一年半的时间,接受国书仪式就达40多次,还要代国家主席会见来访的各国元首。就在朱德去世前半年,仍承担了几十次外事活动。1976年6月21日,朱德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本来他的身体就不好,医生劝他不要去,朱德吃了药,坚持要去。没想到会见因故推迟,朱德在冷气房间等了近一个小时,感冒了。6月23日病情加重,6月25日医生会诊,建议立即住院。6月26日朱德住进北京医院。他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说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朱德向医生提出下午要接受外国驻华使馆递交国书。医生坚决阻止,直到秘书告诉他外事部门已另作安排,他才放下心来。朱德的病情发展很快,7月1日急剧恶化，高烧不退,除肺炎外,并发肠胃炎和肾病,还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连说话都十分困难,医生要他绝对安静。但朱德一大早便把秘书叫去,说今天报纸发表七一社论了吧，拿来读读，还提出要听文件,秘书含泪躲开,朱德断断续续地低声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生命垂危之际,朱德嘱夫人康克清把2万余元存款交了党费。7月2日,朱德的病情更加严重,长时间说不出话来。7月6日15时1分,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送灵那天,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马路两侧,挤满了戴黑纱白花的群众。朱德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

朱德,四川仪陇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他内心十分苦闷。很快,朱德也受到冲击,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红卫兵还要揪斗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朱毛红军,"朱毛"分不开,我要保他,朱德才免遭大难。1968年7月,康生抄录的八届中央委员名单,朱德被列入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要考查的一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斗。10月,朱德被疏散到广州从化,1970年8月,回到北京。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看见朱德走过来,与他握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这不是红了吗。朱德流泪了,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流泪。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因为朱德刚出院,工作人员没有告诉他。晚上7时,朱德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立刻老泪纵横。1月11日,在去周恩来灵堂的路上,朱德一直流泪，路上,他就把帽子摘下来。到灵堂后,朱德缓步走到周恩来遗体前,又戴上帽子,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回到家,朱德一句话也不说,饭也吃得极少,许多天心情一直很沉重。周恩来追悼会那天,朱德还要去,但由于几天彻夜流泪,身体过分虚弱,两条腿怎么也上不去车,只得从电视上看着灵车经过十里长街。此后,朱德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睡眠很少,但他仍带病开会,会见外宾,找人谈话。他常常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再三催促他才离开，孩子们劝他,您已经90高龄了,这样工作会吃不消。朱德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一年半的时间,接受国书仪式就达40多次,还要代国家主席会见来访的各国元首。就在朱德去世前半年,仍承担了几十次外事活动。1976年6月21日,朱德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本来他的身体就不好,医生劝他不要去,朱德吃了药,坚持要去。没想到会见因故推迟,朱德在冷气房间等了近一个小时,感冒了。6月23日病情加重,6月25日医生会诊,建议立即住院。6月26日朱德住进北京医院。他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说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朱德向医生提出下午要接受外国驻华使馆递交国书。医生坚决阻止,直到秘书告诉他外事部门已另作安排,他才放下心来。朱德的病情发展很快,7月1日急剧恶化，高烧不退,除肺炎外,并发肠胃炎和肾病,还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连说话都十分困难,医生要他绝对安静。但朱德一大早便把秘书叫去,说今天报纸发表七一社论了吧，拿来读读，还提出要听文件,秘书含泪躲开,朱德断断续续地低声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生命垂危之际,朱德嘱夫人康克清把2万余元存款交了党费。7月2日,朱德的病情更加严重,长时间说不出话来。7月6日15时1分,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送灵那天,从北京医院出口到八宝山的马路两侧,挤满了戴黑纱白花的群众。朱德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

刘伯承,重庆开县人。1958年开始的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刘伯承。5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被叫到北京。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刘伯承想得很多,一夜未眠,左眼红红的，在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更红了。就是在眼压很高的情况下,刘伯承忍着剧烈头痛,被别人搀扶上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成为第一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元帅。后来,邓小平指出,这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此后,刘伯承唯一的左眼得了青光眼,视力逐渐减退。1959年9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这时,他年近古稀,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头痛,眼压增高。刘伯承常说自己是个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1964年7月4日,刘伯承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专车返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左眼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颜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没有了工作。1972年刘伯承双目失明,长期住在医院。1973年他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刘伯承与世长辞。10月14日,告别仪式在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流泪向刘伯承的遗像三鞠躬。聂荣臻臂戴黑纱,坐着轮椅来了,泪流满面。他多次看望病中的刘伯承,现在再也见不到了。徐向前挥笔写了一首诗:日暮噩耗遍京城,泪雨潇潇天地倾。垂首山川思梁栋,举目九天觅帅星。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史记殊荣。涂就七言染素绢,十万军帐哭刘公。10月16日,刘伯承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词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前,微睁双眼,看到站在面前的叶剑英,眼睛一亮,用手臂示意叶剑英。叶剑英只顾伤心,没注意到,低头走出病房，护士忙叫他回来,毛泽东双目微睁,嘴唇翕动,却说不出话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叶剑英挺身站出来,争取华国锋。叶剑英多次与华国锋交谈,请他放心,只要他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叶剑英又找汪东兴谈话,在叶剑英的努力下,10月6日抓获"四人帮"。大家提议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说,我是军事干部,对地方不熟悉,推掉了。1980年,叶剑英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此病常常引起并发症,特别是肺部感染。1981年春,叶剑英在武汉对何长工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离84岁还差两个月。何长工说,那你这两个月得注意点。叶剑英说,大概阎王在这两个月不会请我,我也不会主动去。两人哈哈大笑。1982年,叶剑英的病越来越重，医疗小组认为应该输抗生素。在叶剑英生命的最后三年,数十次肺部感染,有几次特别严重,持续时间很长,使用过几十种抗生素,静脉穿刺上千次,都没有产生副作用,两肺部炎症基本消失,这在医学界是少见的。1983年11月19日,叶剑英突发心肌梗死,经抢救好转。由于病情反复,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二号院的家中卧床两年半。1984年4月19日,他得了脑血栓、肺炎、腹泻,多次出现高烧,呼吸困难。7月仍高烧不止,呼吸困难,出现黄疸和腹水，7月16日-7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通报叶剑英的病情。专家妙手回春,叶剑英的病情再次好转。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叶剑英的第三次病情通报。1986年10月13日,叶剑英昏迷,体温上升,呼吸急促,心律、血压都不正常。各种抢救措施都用上,仍没有什么效果。10月21日,病情进一步恶化。10月22日1时16分,心电图机上的波峰消失,成了一条直线。10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宣布了这个噩耗。各地组织悼念活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报道,称叶剑英是一位大战略家,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关键性的作用。10月29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下半旗志哀。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修改悼词,并亲自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叶剑英的一生,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贡献。追悼会后,中央领导和家属护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叶剑英的遗愿是回到50多年前在他和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身边。10月31日,专机将叶剑英的骨灰送往广州,暂时安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海内外十余万人前往吊唁。1987年10月22日,是叶剑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巨幅雕像和骨灰安放仪式。雕像座下端是邓小平题写的"叶剑英"三个大字，卧碑上刻有100多字的碑文,概括了叶剑英"为花欣作落泥红"的一生

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文化大革命"初,徐向前受命担任军队文革小组组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为稳定军队作出了贡献。1967年初,徐向前作为"二月逆流"的成员靠了边，家被抄,中央文件也被停发。1969年1月,徐向前到二七机车车辆厂"蹲点",10月被战备疏散到开封。1990年3月以来,徐向前心绞痛频发,有时一日数次。紧急治疗后,仍没有完全消除。6月5日,又患了感冒、低烧,换了几种抗生素,都无效。6月27日,徐向前住进301医院。因为高烧,他好几天没有入睡,报了病危。6月30日,高烧39.8℃，因为以前徐向前得过三次肋膜炎,肺功能不大好,平时特别注意防止肺部感染,没发过这样高的烧,都以为这一关过不去了。医生用冰毯加上抗结核药物治疗,使他的体温趋于正常,慢慢地可以聊天,也可以下地了。医生说,9月可以出院。8月5日,夫人黄杰和儿女全来了,徐向前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抗结核药物严重损害了徐向前的肝脏,造成亚急性肝坏死,多脏器衰竭。虽经医院全力抢救,终无力回天。1990年9月21日4时21分,徐向前的心脏停止跳动。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讣告,高度评价了徐向前的一生，唁电从全国四面八方飞来,七个大军区党委分别致电中央军委，海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等老区人民也纷纷发来唁电。10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亿万军民沉痛悼念徐帅》和《徐帅病重期间谆谆寄语全党》的新闻稿。10月18日,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志哀。在301医院小礼堂,解放军仪仗队的礼兵持枪肃立，徐向前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中,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徐向前作最后的告别,并向守灵的亲属表示慰问。八名礼兵抬着灵柩缓缓送上灵车

聂荣臻,重庆江津人。1991年9月,聂荣臻因心衰住院，经两个多月治疗,转危为安。出院回家后,他的生活不能自理,稍活动就气喘,心衰一天比一天严重。1992年2月14日下午,聂荣臻对两位秘书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还是革命时间来说,同党内尚健在的老同志比,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现在死了也无憾无悔，目前我的病情日见沉重,你们可要作好准备。3月,聂荣臻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危通知，由于聂荣臻坚持不住院,就在家中监护。4月12日下午,聂荣臻自觉病情沉重,对秘书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熬过这一关，趁现在头脑还清醒,说几句话,就算临别遗言吧。我入党70年,从未离开过党交给我的岗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虽然没作过多大的贡献,但党赋予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聂荣臻对女儿聂力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这次谈话,经秘书根据录音整理,给聂荣臻念了一遍,他表示可以。这期间,聂荣臻依然听文件,医生只同意上午半个小时,下午半个小时。1992年5月14日上午10时,聂荣臻听《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下午仍听文件，晚上,他看电视新闻,休息片刻,又看动物录像片，看到一半时,工作人员关了,他同意剩下部分明天看。大家围着聂荣臻聊天,说到菜价贵,聂荣臻说,这可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吃肉少,吃菜多,政府要多想些办法,多搞些暖棚嘛。大家说,北京和各大城市都在按中央指示搞菜篮子工程。聂荣臻点头,还想说什么,医生进来请聂荣臻休息。已经是21时多了,护士给他洗脸洗脚，聂荣臻问他的军事文选怎么样了,秘书说解放军出版社讲,今年建军节一定出版,请您放心。聂荣臻说,那好。随后对家人说,你们也休息吧,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平时聂荣臻入睡不久,大家可以听见鼾声,今天却没有。正好这天301医院副院长汪石坚和几位专家都在,十多分钟后发现聂荣臻的室性心律严重紊乱,极度心衰,赶快进行抢救。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心脏停止跳动,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按聂荣臻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被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棵桧柏树下,树旁竖立一块汉白玉石碑,正面刻着聂荣臻80岁时的诗句"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背面刻着"聂荣臻骨灰撒放处"。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周围栽满了沙漠特有的胡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聂荣臻亲自选定的,现在已经发展成航天城了

罗荣桓,湖南衡东人。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在山东敌后,因操劳过度,经常便血,有时出血量很大。1943年3月,中央准备让他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要求休养半年,没有获批准。他继续尿血,得不到确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后,建议罗荣桓到新四军治病。新四军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医术高明。经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批准,罗荣桓于4月出发,5月28日到达新四军总部，经罗生特全面检查,发现罗荣桓的两肾都有病变。因为没有X光机,不能确诊,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罗荣桓对夫人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 1945年春,罗荣桓有时一夜只睡两三个小时,病情日益严重,连续尿血。毛泽东曾来电询问病情。1946年1月,已经到东北的罗荣桓病情恶化，在沈阳的军医院经X光机检查,诊断为肾癌。中央考虑罗荣桓病情严重,让他先到朝鲜平壤的苏军总医院诊疗。在那里再次确诊为肾癌,院方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动手术。2月下旬,罗荣桓到苏军管辖的大连休养,每天仍阅读文电,接待来访。 1946年8月,罗荣桓乘火车到莫斯科,切除右肾。术后伤口破裂,引起大出血,又再次缝合。1947年3月,复查发现他的左肾也有问题，加上高血压和心脏病,医院建议他到克里米亚疗养。但这时国民党军已占领了延安,罗荣桓决定立即回国。出院证上写着建议疗养三年,又规定每天工作不能超过三小时,但罗荣桓并没有休息。平津战役后,罗荣桓到天津视察,与干部谈话时突然晕倒，毛泽东派保健医生黄树则为他治疗,并让他安心养病,暂不要随军南下。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罗荣桓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筹建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并兼部长。那段时间,适逢抗美援朝战争,部队精简整编,实行军衔制,罗荣桓的工作很多很忙。 1954年6月19日,罗荣桓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6年,由于劳累过度,罗荣桓的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9月2日,罗荣桓给彭德怀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请求解除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建议由谭政接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随后同意。 1960年,罗荣桓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1962年,罗荣桓的病越来越重,血压不稳,心脏也不好?1963年9月28日,肾衰引起尿毒症,罗荣桓住进北京医院,进行腹膜透析。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对他的病情非常关注,指示医院大力抢救。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会议。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几天后,毛泽东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是毛泽东唯一的悼念元帅诗。12月19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医院,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罗荣桓的遗体告别。12月21日,首都各界6万多人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12月22日上午9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林彪等吊唁,并轮流守灵。10时,人民大会堂举行公祭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林彪陪祭，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称罗荣桓是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祭结束,林彪与邓小平等护送罗荣桓的骨灰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后来,罗家儿女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区。

贺龙,湖南桑植人。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贺龙在元帅中最先受到冲击。1966年12月28日,贺龙最后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年底,体育系统的造反派捣乱,周恩来建议贺龙到中央办公厅管理的新六所暂住。这时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要揪斗贺龙,贺龙的夫人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后,夫妇俩躲进中南海。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叫他们留在西花厅,暂不要回家。但很快,周恩来也保不住贺龙了,1967年1月20日凌晨,贺龙被关进西山。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脑缺血失语,住院几天后出院。1969年6月9日早晨,贺龙再次被送进医院,六小时后去世。专案组6月11日的报告称:经多方全力抢救无效而死。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只有一条白床单。夫人薛明和子女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不知道贺龙的骨灰存放何处。专案组以王玉的名字将贺龙悄悄火化。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写出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开除党籍、军籍",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九一三"事件后,这个结论不了了之。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为贺龙平反。1974年9月4日,毛泽东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25号文件,为贺龙恢复名誉,但仍写有审查是必要的。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骨灰盒镌刻着贺龙的生平,编号81，灵堂正中挂着贺龙遗像,四周摆满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送的花圈。军委办公厅和殡葬处轮流守灵。左臂戴着黑纱的周恩来一进大厅就大喊:薛明呀,我没有保住他呀!叶剑英把中央军委主持追悼会改成由邓小平主持,并请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含泪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说贺龙是一个好同志,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推翻对贺龙的一切不实之词,并为所有受贺龙案株连的人彻底平反。

林彪,湖北黄冈人。在元帅中,林彪是最年轻的一位,恐怕再也没有比他更大起大落的元帅了。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到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因为会打仗,井冈山时期,林彪就担任了红四军军长。长征中,他是红一军团军团长。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名林彪担任红军大学校长。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林彪担任一一五师师长。平型关大捷,使林彪的名字享誉国内外。解放战争中,林彪在东北率先发动辽沈战役,解放了全东北。接着,他率领百万大军,进军华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四野先后消灭国民党军达180万。1955年授衔时,资历较浅的林彪因赫赫战功位居朱德、彭德怀之后，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准备让长期休养的林彪脱军装,主管与台湾的谈判。实际上,这时林彪在党内的位置已经超过彭德怀。庐山会议后,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被戴上接班人的帽子,并写进党章。但好景不长,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在山海关机场,林彪登上三叉戟飞机。三叉戟强行起飞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拦截,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坠毁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的荒漠上。当时到坠机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并不知道九具尸体中有林彪。因为天热,蒙古方面就地掩埋。后来,苏联两次派人到坠机现场,挖出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带回苏联。2001年,北京电视台拍《蒙古纪行》的电视片,专门到温都尔汗。他们的吉普车辛辛苦苦转了几十圈,就是找不到地方。天快黑了,有两个骑摩托车的当地人路过,这才把他们带到坠机现场。30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扫墓,本来不大的墓堆早被风雨荡平，大块的飞机残骸已经散失,唯一与别处不一样的就是地面有很多白色碎片,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飞机大火烧后的结晶。

陈毅,四川乐至人。1967年2月,陈毅对中央文革小组以及红卫兵的很多做法不满,他在大会上公开表态,遭到批斗。2月16日,作为"三老四帅"之一,陈毅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与谭震林、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一起对江青一伙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提出强烈批评,同康生、张春桥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之后,这场斗争被定性为"二月逆流"。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陈毅被安排到南口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后因毛泽东保他,他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根据中央关于战备的统一安排,1969年10月20日,陈毅和夫人张茜坐火车来到石家庄,被"软禁"了将近一年。1970年7月,陈毅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厂医开了止痛片,但不见效。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后,陈毅提出到北京看病,没有被批准。他回到石家庄后,腹痛加重,血压升高,夫人张茜不得不给周恩来写信。在周恩来关照下,陈毅回北京住院,又匆匆出院。直到1971年1月,因剧烈腹痛,陈毅再次入院,被诊断为亚急性阑尾炎。手术中发现是结肠癌,并有局部转移。经周恩来安排,陈毅转到北京日坛肿瘤医院,由院长吴桓兴亲自治疗。到4月下旬,陈毅的病情有所好转,每天可以看书,翻阅《参考资料》,也能在院子里散步。9月,由中央军委安排,陈毅从中南海搬到北新桥永康胡同7号。9月21日,听"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以后连续几天参加中央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陈毅拿着自己在医院写的几行提纲,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又讲了一上午，刚讲完,一股鲜血从鼻孔冲出来,从此再也没有下床。11月6日,陈毅的病情突然恶化,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11月下旬,陈毅住进北京日坛肿瘤医院，为解决进食问题,周恩来批准给陈毅做手术。术后病情略有好转,年底,陈毅又持续昏迷。1972年1月2日下午,李先念来看陈毅。陈毅费力地睁开眼睛,说谢谢你,老同志了......这天深夜,周恩来接到医生报告,陈毅神志非常清醒,似回光返照。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赶来与陈毅长谈。1月3日,陈毅陷入昏迷，1月4日下午,叶剑英刚离去,陈毅醒了,问叶帅来了没有,很快又昏迷过去。经医生抢救,恢复自主呼吸,认出守在床边的夫人和四个孩子，女儿姗姗握住爸爸的手,贴在爸爸嘴边,听他说"......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家人的最后遗言。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闻讯赶来,泪流满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张茜叫姗姗赶快念,姗姗说,爸爸如果你听得到,就闭一闭眼睛，陈毅立即闭了闭眼睛。叶剑英和张茜几乎同时让念第二遍，而这时陈毅的眼睛虽然还睁着,却没有反应了。1972年1月6日23时55分,陈毅逝世。双目失明的刘伯承极为悲痛,被人搀到医院,人还没进门,哭声先冲进去了。刘伯承用手代眼,从陈毅的面部摸到胸部,不停地说,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在场者无不失声痛哭。陈毅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而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都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或市内的嘉兴寺,在八宝山举行中央领导人的追悼会,还是第一次。本来安排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周恩来出席,叶剑英致600字的悼词，人员定在500人,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许多要求参加追悼会的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等都被婉拒。1月8日,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上画圈儿,将悼词中"有功有过"画掉。1月10日13时30分,毛泽东突然要调车,他连睡衣也没更换,穿上大衣就去八宝山参加陈毅的追悼会。1972年1月11日,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消息和照片，《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和唁函。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1965年9月,彭德怀被分配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主任。1966年12月22日,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从成都揪回北京,被关在五棵松北京卫戍区的营房里,轮番批斗,拳打脚踢。第二天,彭德怀不能起床,被送进267医院,发现两根肋骨骨折，就是这样,仍被批斗。1968年1月,因"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被连续提审十次,春节前后审讯更加频繁,有时连续11个小时,不让吃饭喝水,致使他多次晕倒。1970年起,彭德怀经常便血,大便次数增多,他没有当回事,抗战时在敌后就有过。以后又便秘,以为是痔疮。1972年,彭德怀的病情明显恶化,每天便血四五次,总觉得肚子不舒服,连发怒的力气也没有了。1973年4月10日下午,便血近1000毫升,联系几所医院,都没住进去。4月17日,彭德怀被紧急送进301医院,内外科会诊发现是直肠癌,已经是中晚期了。1974年元旦,彭德怀说这是最后一年了。此时他已经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专案组这才允许亲属探视。彭德怀说我瘫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我死后,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作肥料。1974年9月,彭德怀病危,左侧肢体瘫痪,右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舌头发硬,说话不清。他最后对专案组说,我一生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11月29日14时50分,深度昏迷两个多月的彭德怀突然脸露红晕,随之口鼻出血,呼吸停止,心脏停止跳动,这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是: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病死。彭德怀批注过的62本书也一起被火化。申请火化表上写着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是父女关系，骨灰盒是用没上油漆的粗木板做的,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代号273，上面贴一张纸条:王川,男,32岁。周恩来指示,要精心保管彭德怀的骨灰盒,不准换盒,以备查找。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的骨灰被专机接到北京，到首都机场上空时已经是万家灯火,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载有彭德怀骨灰的专机在北京上空绕飞一周。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根据陈云的意见,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彭德怀的遗像下是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称彭德怀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全面、公正的评价,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经党中央决定,彭德怀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林彪22岁就担任红四军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彭德怀、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麾下的“四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年轻的林彪究竟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

　　林彪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林彪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了朱德率部发动的湘南起义，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连长。

　　1928年2月29日，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行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山路崎岖，又黑又滑。突然间，枪声大作，数百名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将后勤部队截为数段，不断有人中弹倒下。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清点人数，伤亡30余人，运送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

　　两手空空的林彪所部沮丧地来到耒阳城，朱德大为恼怒，质问林彪道：“你护送的物资呢？你带的部队呢？你在黄埔军校学的本领呢？”

　　林彪本来就不善言辞，打了败仗后更是羞愧，低着头，干脆一言不发。过了一会，林彪攥着拳头发狠地说：“我已查明袭击我部的是耒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我要他血债血偿。”接着他详细说出了自己的复仇思路。

　　听毕，朱德眼睛一亮，对这位不认输的青年人重新打量了几眼，批准了他的计划。

　　第三日早晨，一支打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旗号的白军向小水铺开来，领头的国民党军官便是化装后的林彪。驻扎在小水铺三公庙的谭孜生早闻十九军将到耒阳“剿”匪，立即率队出迎。他还洋洋得意地汇报如此剿杀起义军后勤部队的功劳。林彪眯着眼听完汇报，大加赞扬，并要开一个庆功宴会，代师长先行犒赏。

　　下午3时，庆功宴会在公庙召开，庙内庙外，摆了数十桌酒宴，谭孜生和众头目鱼贯而入，进入庙内大厅，依次落座。酒过三巡，谭孜生恭敬地请国军长官致词。林彪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厅中央，将手中的酒杯一摔，端坐在大厅的十余名“国军”军官掏出腰中的驳壳枪，一齐开火，把谭孜生和众头目打成血筛。经此一仗，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朱德对林彪此役大为赞赏。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更令朱德对林彪刮目相看。

　　3月9日，李宜煊带领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傍晚时分，朱德的参谋长王尔琢指挥主力从西门发起反攻，遇阻于坚城之下。激战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李宜煊从密集的枪声中听出革命军只有少量轻机关枪后，就果断下令打开西门，主动向革命军发起冲锋。一时间，兵锋锐不可当。王尔琢见势不妙，命令起义军撤出阵地。

　　当晚，军部在灶市街讨论对策，都主张避敌锋芒，唯有朱德没有表态。门外传来敲门声，林彪前来请战，说是愿立军令状，只需一个连，即可击溃李师，收复耒阳。

　　林彪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朱德亲自指挥林彪的第七连和第六连两个排从城西马埠岭出发，潜至西门外，突然发起攻击，突入城内。李宜煊得胜之后骤然间遭到夹击，被揍得摸不清方向，无心恋战，带领残部夺路而逃。

　　喘息未定，林彪又找到朱德，提出我军应一鼓作气，风卷残云，将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再次采纳了林彪的建议，令王尔琢带领三个连，兵分三路，直捣耒阳城内新市街的耒阳县常备队和驻在大陂市的耒阳民团总局，经过一天的奋战，革命军荡清了该市的李宜煊残部。

　　经此三战，朱德发现林彪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蕴含着过人的才华：此人聪明绝顶，临危不惧，遇乱不慌，沉得住气，稳得住神，非等闲之辈。更为难得的是，林彪机警、敏锐、善于思考问题，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如果假以时日，他会成长为一啸冲天的鹰隼。

　　1928年3月12日，朱德在伍家祠堂召开连以上军官和耒阳县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提拔林彪为二营营长。刘继兴认为，这是林彪人生中很关键的一步。

　　1928年4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队伍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武装，转战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此时的林彪，一位20岁刚出头的一营之长，资历、声望都不出众，加之性格内向，拘谨腼腆，在会师过程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会师以后，原二十团一营营长李奇中调任他职，林彪调任为一营营长。

　　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赞许的目光投向了这位年仅21岁的营长。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928年夏，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刘继兴认为，“八月失败”给我党早期的革命力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却给林彪带来了机遇，使他得以从下级军官的序列之中走进红四军重要军事领导人的行列。

　　这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为了执行上级的“左”倾盲动政策，派杜修经以“特派员”身份来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欲调部队南下湘南作战。杜修经等人在毛泽东没有到会的情况下，利用二十九团中湘南籍战士思乡心切的情绪，擅自决定井冈山红军主力南下。在决定部队行动的会上，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和一营营长林彪等人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未被会议接受。

　　部队南进途中，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封长信，请杜修经、朱德和陈毅重新考虑主力南下决策的利弊得失，建议将主力撤回边界。杜修经不听劝阻，坚持主力南下，攻打郴州。7月24日，兵临郴州城下。红二十九团首攻未克，败退下来，王尔琢又率领二十八团再次强攻。上午9时，林彪率领的第一营破关夺旗，率先登城。城内敌人遂仓皇撤至郴州城外北郊山下。

　　红四军全军入城后，二十八团二营在营长袁崇全率领下担负警戒任务，其余部队就地休整。不料，时值正午，北郊山之敌趁二营疏于防备，放松警戒之机，突然间发起猛烈的反攻。城内处于休整状态的红军主力猝不及防，来不及组织有效防卫，纷纷向城外退去。二十九团全团覆没，二十八团也溃不成军，仓促退守。见此情形，朱德不敢恋战，他下令部队立即向井冈山撤退。

　　俗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部队在向边界撤退途中，二营长袁崇全惧怕追究失败之责，率部叛逃。在他的诱惑下，共有四个连的部队被拖走。这时的形势十分严峻。

　　绝不允许革命的力量就此损失！朱德当机立断，派林彪带一营追踪搜索，王尔琢自告奋勇，单枪匹马追赶袁崇全，对他进行劝阻。

　　林彪率部疾追，很快便追赶上了二营，并包围了二营的驻地恩顺圩。袁崇全命令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在即。正在此时，王尔琢也赶到了恩顺圩，他高声喊话，劝二营的士兵们不要受蒙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红军不打红军。被胁迫和蒙骗反水的二营士兵听到军参谋长的喊话，纷纷放下了武器。袁崇全见事已败露，恼羞成怒，举枪对准王尔琢就是一梭子，然后遁逃投敌。

    王尔琢当场牺牲。他的工作谁来接呢？毛泽东、朱德慎重考虑后，决定由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的重任。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王牌指挥员。这年，林彪才22岁，从此开始了他作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军事生涯，在中国军事舞台上成功指挥了龙冈伏击战、黄陂草台岗伏击战、四保临江之战、辽沈大战、平津大战、衡宝围歼战、广西追歼战、海南岛登陆战等一系列经典战役，所向披蘼，纵横天下无敌手，被誉为“常胜将军”，蒋介石曾感慨地称这位昔日的学生是“战争的魔鬼”……（刘继兴）

杨振宁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很幸运地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作了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他这样一语蔽之，掩盖了其言下之意，没有像邓稼先、钱学森等人冒死回国，是自己的幸运，因为这样才不会在国内艰苦的环境中早早过世，为祖国付出毕生精力而无法享受国家的富强所提供的优越条件和上帝最后的礼物。 关于杨振宁为什么不回国，杨先生的回答是：在我之前的中国人赴海外求学，都是学成即回国。可是当我拿到博士学位之时，韩战爆发，美国不允许理工科博士回国，因此滞留在美国。而为什么加入美国国籍？杨振宁的回答是因为他所持的中华民国护照在出国旅游签证时非常不方便，所以加入美国国籍。 　　杨振宁谎话连篇 　　杨振宁说：“在我以前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都回来了的，所以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当时就想是去那儿学成归国。可是我在做博士后的时候，杜鲁门总统就下了一道命令，说是中国血统的人在美国得了理工的博士学位，不可以回中国。所以我留在美国了。”　 在这里，我想说出心里觉得很不舒服的几句话：很多当时出国留学的杰出学者，拿的都是博士学位，他们也知道美国不允许他们回来，可是，国家正遭遇苦难，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人民并不能完完全全地站立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国家作为世界的唯一霸主，不肯放弃在亚洲的势力存在，所以，当摆脱八国联军、摆脱帝国主义铁蹄侵略的中华民族正有机会一统中华板块，而日本作为战败国在亚洲已奄奄一息无法实现在亚洲的实力制衡之时，巧妙插手朝鲜战争，试图在与中国东北接壤的地方建立一个傀儡国，同时牵制中国与日本，也牵制了中国统一台湾的步伐。 也许此时，作为掌握世界先进物理科学技术的顶尖科学家，留在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是一种“幸运”有一整套科研环境让其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也有优越的环境，在杨振宁七八年后获得诺贝尔奖即可拿到普林斯顿50万美元的年薪，可是杨振宁有没有想到，为什么美国在六十年代给他媲美国际巨星的待遇？为什么有同时赴美留学的钱学森与美国抗争一年零六个月，历经美国的软禁折磨直到周恩来用朝鲜战争的十名美国战俘把他换回国？为什么同样博士学位的邓稼先不顾当时禁止理工科博士回国的禁令一定要回国为国家完成原子弹研究的事业？没有这些掌握国际先进科研技术的学者回来为国家打下国防科技、核工业的基础，中国现在有杨振宁得以享受的环境吗？ 杨振宁回避并忽略了之前同一批出国留学人员的贡献，大大炫耀吹嘘自己在美的成就，并鼓励下一代科研人员走这种“有利于自己人生的选择”。对于祖国的认同因为国家的护照出国旅游不方便就抛弃了，他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宣扬自己的成就，更细致入微的比较和自己合作过的科学家在自己的科研成果中的投入，影射李政道是那种作出30％的贡献，一定要说自己有70％功劳的那种人。 杨振宁贪婪无耻？ 80年代、90年代初，国内还很穷的时候，他不回国，21世纪中国大学都变富了，待遇提高了，他也老得不行了，他才想起来自己很“爱国”，自己血液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简直天大的笑话！ 为了抬高自己规范场的地位，把和自己合作的米尔斯教授说成是所在的俄亥俄大学五十年来所有科学上的论文、无论、生物、数学、化学、还是其它物理学成就，都没有米尔斯教授和自己发表的这篇论文重要。 以此类推，从来没有培育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清华大学，这一百多年来所有科研方面的成就，恐怕也没有杨振宁任何一篇小文章的贡献，所以，他选择80几岁后回国养老，让科研落后的中国见识一下国际级大师，也就怪不得顶着国人这么大的质疑，迎娶一位离婚在职研究生，因为以他所作出的贡献和人生抉择的成功判断，在任何时候都要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老年回国养老的杨振宁，不选择一位对自己追求不矣的年轻女人，还能作出什么体现其人生精明的判断和价值的呢？ 杨振宁这种回避重点的说法，在主持人挖掘71年回国听到邓稼先说原子弹是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研究做出来的成果时，杨振宁为什么落泪的原因，是否因为自己的祖国能作出这样自豪的成就，而作为搞这一行、物理研究的顶尖科学家，没有为国家尽一份力的遗憾？或是这项研究居然由自己的朋友、童年一起成长一起留学的邓稼先完成，而感到懊悔呢？杨振宁的回答是很多种感情参杂在一起，不是仅仅因为一种原因才止不住落泪。 对于杨振宁这种和李政道争执了半个世纪的顶尖科学家，他怎么会不在意国家关键性的科研成就有没有自己的参与呢？可是作为因为旅游签证不方便就把自己的国籍放弃的一位所谓美籍华人，他来讲爱国，恐怕台独分子都要耻笑，试问台湾两千四百万同胞有多少人因为世界上只有二十个国家承诺中华民国，而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出现签证麻烦而放弃自己的中华民国国籍？杨振宁现在还用这个理由出来讲，是不是提醒国外留学人员，当你的中国护照不好用，赶快换一本美国的吧，管他爱国不爱国“有利于自己”才是优先考量。 清华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培养出获得诺贝奖的国际性科研专家，可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扎实而不受政治风气影响的奉献。无论在国家科学、工业、等各方面建设领域，都展现着一种勤勤恳恳、实事求是、中流砥柱的作用。也许中国一路走来的国力，还没有条件作出世界顶尖水平的科学研究，可是国家各方面发展特别是工科类的基础和成就，清华培养出来的人代表一种风气、一种作风，这种风气和作风，是能够在各种政治风波和潮流中，依然把握国家建设的实际工作，哪怕在文革的环境中依然没有让国家的国防科研、基础研究停滞或放弃，为中国社会民生的发展，做出符合事理的种种实干与基本原则。 可是在今天清华园的这次访问中，我觉得很多东西扭曲了。通过暧昧与一脸微笑的王志，他所想讲又不敢直接讲的那些提问，通过杨振宁得意与自我炫耀的种种做法，通过一旁满足与欣喜地参与录影的翁帆，我只能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观念冲击真的太大了，大到半个世纪前不顾一切回国奉献的老一辈科学家的牺牲都得重新定义与思考了。也许通过这次的提问，杨振宁会回忆起当年他所做出的选择，当年听到老朋友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研究出来的事实那种震撼。可是今天他的选择、清华的选择、翁小姐的选择、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更确切的定义是：这是一位80多岁还回国养老享受国家特殊照顾的伟大美籍华人科学家，他身边是他晚年上帝所赐与的最后一个礼物，而这个礼物现在也属于美国，清华所做出的巨大投入是为这一对美籍华人在中国的价值宣扬作全面背书。杨振宁对中国最大的价值体现是其一生在任何时候都做出对的选择──当然是对他自己。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翁帆，一位28岁嫁给82岁美籍华人的年轻女子。这恐怕是中国社会本年度最有社会价值判断的选择了。而今晚，杨振宁为这一价值认定，作最完美的解释。 杨振宁的人格 一个人要想在这样一个清浊混杂的社会里干干净净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很不容易，若还能奉献全身心于自己的事业，且能取得伟大的成果，则更难。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干干净净地走完了自己一生的人，他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又是一个将整个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事业的人，因此赢得人们的崇敬；他更是一个成就丰功伟绩的人，因此使人们由衷地钦佩和敬仰。 扬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后来两人有着完全不通的价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扬振宁留在美国繁华世界，靠获得诺贝儿奖，出尽风头，晚年还不甘寂寞！邓稼先当年毅然回国，为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的科研试验条件有限，人身防护条件简陋，邓稼先由于核辐射过多，身患癌症，英年早逝，实为国家民族之大殇！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从历史和国家角度来说，邓稼先必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是他，永远的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和民族地位！不管过多少年，所有炎黄子孙都将崇敬他！ 杨振宁为中国作了什么贡献？ 杨振宁自己也总结说，想来想去，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顶多也就是自己和李政道是华人第一次得诺贝尔奖，从而改变了中国人认为自己不如人的心理。大家看看，这就是杨振宁对他很“爱”的祖国的最大贡献！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 杨振宁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不忠：杨振宁先生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加入美国籍，父亲劝说也无效，不肯归国效力。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不孝：加入美国籍，为此事杨的父亲到死也没有原谅他，是为不孝。 不仁:在祖国富强时，又在与某名牌大学的互相吹捧炒作中，回国颐养天年，自从回国以来，东走走、西逛逛，忙着走穴炒作，不愿踏踏实实做工作。 不义：窃李政道的研究成果，得诺贝尔奖，还倚老卖老的将名字写在李政道的前边，并出书丑化李政道；杜夫人刚刚过世，大一的基础物理刚开课不到半个学期，就一心想着上帝的最后一个礼物... 想想学位毕业7天，不顾美国阻挠毅然回国的邓稼先，为中国的国防核工业呕心沥血，年仅52虽因放射性影响身患癌症去世。 想想同道的李政道先生早年毅然回国，从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BEPC方案，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 想想刚刚过世的陈省身先生，生活俭朴、出钱出力、培养弟子、呕心沥血，一心祖国科学事业，真泰山北斗。身为科学家，应当规范言行，树学人之楷模； 从一些以往的传记回忆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杨在人品上不及李正道，也不及大多数解放初回国的科学家。理由：从年龄上看，李比杨年轻而同时获奖，可以推知李更有创造力，而杨此后却经常纠缠于论文署名的事情，从中国社会传统可以知道，大概杨年长处于领导地位，而具体的事情大部分由李来完成（很难想象李不干什么事却去抢年长又干许多事的杨的功劳），奥本海默也调和不了。

200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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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赞赏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万里涛”言其跃得远，以“冲”言其勇猛，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寥寥28个字，却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

    毛泽东熟知历史，喜欢纵论古今。他推崇的历史人物很多，如司马迁、曹操、李白、李贺等等，但最为推崇的是与他同属楚人的屈原，不仅专门写诗赞之，而且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高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共和国的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楚辞》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为主）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中国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人物中，享如此殊荣的，独屈原而已！

    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对屈原崇拜得无以复加。刘继兴考证，毛泽东当时读师范时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这本笔记共47页、94面，前1页全部是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1915年，毛泽东在校时，就与志同道合的罗章龙纵论《离骚》，主张对之进行新评价。建国后，毛泽东又多次读《离骚》，对之爱不释手。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说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还这样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泽东在谈话中常常引用屈原的作品。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毛泽东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1954年10月26日，在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前夕，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并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会议期间，还发生了毛泽东不顾安危挑灯看《离骚》的故事：1月18日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李银桥等卫士涌进毛泽东的卧室，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此时，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费德林)任苏方翻译。一次，毛泽东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毛泽东的诗词受屈原诗词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他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作抒情长诗《离骚》，两千多年来更是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作品不仅有极高的思想价值，更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其为人为文结合得非常完美，对后世影响极大，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我们可从他1959年8月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找到答案：“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其开创的骚体的高度评价！（刘继兴）

看见小鸭在池塘中

是那么的欢快

看见鱼儿是那么嬉戏

是那么的乐趣

还有那睡莲

是静静的。。。。。

期待

左项苏云（项英之女）中：她小女林楠。右她堂妹

她小儿子林明

和堂弟妹合影

和林育南的后代合影

和黄冈副市长梅香雪合影

我陪同她参观

和他表弟华斌及他女婿合影

中华民族面对灾难的抗争精神          多难兴邦，在灾难面前，中华民族始终展现出了无比的坚韧与顽强，对灾难的抗争激发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和衷共济、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图为北京声援四川抗灾的人们。戴茶 摄     从2003年抗击“非典”到今天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只要我们弘扬这种民族精神,一定能够战胜难关,争取胜利！     对此,我是深表赞同的。因为，近20年来我一直从事中华文明与民族精神的研究。而我师从的张岱年先生，更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近七十年间一直从事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开掘与哲学奠基。200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受张先生嘱托与指点写出的《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近来又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新著《北京魅力——北京文化与北京精神新论》，荟萃了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在研究中我感觉，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在突兀而来的巨大灾害面前,在似乎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面前,中国人民从不低头,勇于抗争,表现出万众一心、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     “危机”这个中国词汇，集中映现了中华民族持有的哲学智慧、大智大勇：既是危难风险，又是发展机遇，危险与机遇正如一枚金币的两面那样，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不可割裂。     多灾多难,千锤百炼;愈挫愈奋,愈挫愈强;生于忧患,多难兴邦——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生动写照。英雄的中国人民,勇于抗争,百折不挠,不可战胜——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展现。     勇于抗争,不屈不挠,以大智大勇,战胜大灾大难,这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生成期就已确立的固有品格     一部中华文明与民族精神的起源形成史,就是一部勇于抗争、战天斗地、知难而进,不断超越的民族史诗。     黄帝立国——大禹治水——万里长城，这是集中反映中华民族抗争精神在那个时代最初生成的三大里程碑。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近一万年前，以农业起源为起点，开始了中华文明起源期，这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时代；而在近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则是中华文明、民族国家、民族精神的原创期、生成期；公元初始前后的秦皇汉武时代，则是中华文明、民族国家、民族精神的古典定型期。前面且不论，这后两个时代，我们可称之为“中华文明形成乃至定型”的三千年，简称之为“中华文明形成时代”。     在文明形成的历史时代,西亚、北非、东南欧、古印度河、中国、中南美洲这六大原创文明,先后普遍面临影响全局、决定命运的三大危机:民族部族内部矛盾引发的战乱危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生态剧变的危机,外敌入侵的民族生存危机。这些危机要么是天灾,要么是人祸。其他五大原创文明,无一例外地由于未能战胜这些灾难,而发生中断或断裂,而沦为“失落的文明”、“湮灭的文明”。惟有中华文明,靠着相对独立的生态地理系统,加之形成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先后顺利地战胜这些灾难,开创了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多元一体、连续进化的综合创新模式。     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原创时代,形成过程中的原始的中华民族,炎帝、黄帝、蚩尤等诸多氏族部族之间,战乱烽起,民不聊生,当时的人们是怎样战胜这场内乱之灾的呢?司马迁《史记》记下了这段珍贵史实:“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轩辕何以能成为“黄帝”呢?司马迁《史记》也作了交待:“邑于涿鹿之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看来,对内“修德”,以改善民生,对外“振兵”,以安定百姓,是黄帝创立国家、削平内乱的主要两手。     在四千多年以前,在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起点上,洪水泛滥,生态剧变,给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禹治水”的历史故事集中反映了这个时代主题,中华民族抗争精神在其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距今四五千年前,发生世界性的大洪水,《圣经·创世纪》所载希伯莱神话中的诺亚方舟,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父子在洪灾中的遭遇,古印度传说中摩奴与洪水的故事,都曲折反映了这段历史事实。侥幸得到方舟式小船,逃离家园,逃过神的惩罚——这种传说母题,或多或少反映了这些古老民族在这场灾难中作出的历史选择。按照《尚书·尧典》的记载,中国遭受的洪水,也是非常大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二》,记载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选择,民族精神的独特孕育。治水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重大曲折,甚至作出了重大牺牲。开头受命治水的,是大禹的父亲鲧,采取了到处筑坝的堵截方针,可是哪里堵得住呢?“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于是,虞舜又举大禹,让他继续治水大业。大禹治水,主要靠两手：一靠艰苦奋斗,团结众人;二靠因势利导,科学治水。他奋力拼搏到什么程度呢?按《史记》记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就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     禹接受了鲧的经验教训,在治水方法上,变堵截为主为疏导为主,更尊重客观规律,更尊重科学技术:“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看来,大禹成功之道,在于抓了两手:一手抓身先士卒,治水安民;一手抓生产生活,改善民生。     纵观世界文明史长河,北温带农业民族怎样处理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关系,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课题。与汉朝几乎同时兴盛的古罗马帝国,还有更早些的古印度河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几乎都由于生态剧变、内部矛盾,加上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大举南下入侵,先后发生严重中断,变成“失落文明”。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特别集中地物化为万里长城。长城修筑,经过近两千年的漫长过程:春秋战国长城——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到一起总长约五万公里,十万华里。在那个时代,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伟大工程!长城体现了三大历史功能的有机统一:军事防御功能，保护经济功能，联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民族纽带功能。     “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万里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汉武帝时的大将霍去病,从18岁起献身戍边,屡立奇功,用身体与生命构筑了新的长城,年仅24岁就献出了宝贵生命。当年他谢绝了汉武帝给他修造的豪华住宅,留下了掷地有声的铿锵誓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种为国忘家、公而忘私的无私奉献精神,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底蕴之中。多少年来,人们世世代代传颂着这样的动人诗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程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古代中华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中。传说周文王拘而演《周易》,而孔子晚年作《易传》。其中最核心的逻辑起点,是乾坤两卦:乾卦主要取象于天,核心观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人对自己要严,要像苍天风雷那样,勇猛无前,奋力拼搏,无私奉献;坤卦主要取象于地,核心观念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像大地那样,待人要宽,以宽厚为德,包容别人,包容万物,不求利己,不求回报。经梁启超、张岱年先后提炼与倡导,《周易》中的这两句名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征,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勇于抗争,不屈不挠,以大智大勇,战胜大灾大难——这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生成期就已确立的固有品格,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九死一生”的生存危机与殊死抗争中确立起来的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近代史的109年,不仅是一部危机重重的向下沉沦史,更是一部不畏强权、奋起抗争的英雄史诗。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九死一生”的生存危机与殊死抗争中确立起来的。     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古代辉煌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工业化转型期,却屡次失利,严重滞后。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六次打进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然而,也正是在抵抗外侮、战胜危机的英勇斗争中,升华出“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转败为胜,变弱为强,死而后生。     具体说来，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史上的109年间，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六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大大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屈辱感，大大加剧了中国近代发展的滞后状态。在这109年间，各个帝国主义列强靠着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先后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一千一百多项，把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变成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先后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八次向中国索要所谓战争赔款，本息共计近二十亿两白银，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六倍之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采取各种巧取豪夺手段，鲸吞蚕食中国领土总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千米，相当于中国原有领土的1/7。他们先后割占香港与澳门、台湾与澎湖、九龙与威海卫、旅顺与大连、广州湾与胶州湾……他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先后取得了十项特权：在华驻军权，租界管辖权，协定关税权，海关控制权，公使干政权，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权，划分势力范围权，输入资本权，文化侵略权。正是这历史的与现实的、内部的与外部的四大根源，综合到一起，造成了中华民族的近代落伍。这是中华民族永远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悲剧，也是激励中国人民发愤图强的强大历史动因。     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页中,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外殖民的狂潮之中,面对外敌的入侵,许多古老的民族国家成了殖民地，人民成了亡国奴,如历史悠久的埃及,印度,西亚诸国,中南美洲各国……但是,中国没有亡,中国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这不仅是由于列强的矛盾,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因根据,就是有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作为脊梁。无数中国的志士仁人,奋起抗争,慷慨壮歌,宁死不屈!     林则徐是力倡禁烟、奋起抵抗的第一位近代民族英雄。他从福建来到北京,后到江苏,自动请缨,又从北京到广州禁烟前线。离京南下时,他传令沿途不准设宴招待,不准另派车轿接递,不准有丝毫贿赂。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在中华民族灾难最深重的年代,在1894年筹办兴中会过程中,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发愤图强,后来居上”——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首倡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即把民族忧患意识与民族振兴意识熔为一炉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振兴中华奉献毕生。     以毛泽东、瞿秋白、方志敏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以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牺牲精神,面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困境与危机,毅然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道路,写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的壮丽诗篇。为呼唤民族精神,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一文:“朋友……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正是因为有了从林则徐到孙中山、到毛泽东等上下求索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有了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因而恰恰在本来灾难最深重的抗日战争的伟大烽火中,中华民族开始了转败为胜,转弱为强,转死为生的划时代大转变!     如果说《周易》经传中贯穿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思想红线,是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那么,近代以来一直孕育着一种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力求把振兴中华的民族自信意识,与忧国忧民的民族忧患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核心内容就是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让我们筑起新的长城,“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发愤图强,综合创新”。这就是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时代主旋律,就是现时代的中国心、中国魂,就是中华腾飞的强大精神支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抗灾史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从历史上看,每遇灾害发生,史籍都会有“死者无算”之类的记述。就拿旱灾来说,清朝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导致大饥荒的“丁戊奇荒”,饿死一千万人。以地震来说,我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是1556年陕西华县8级地震,死亡八十多万人,这也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也遭受了多次重大自然灾害,比如1954年江淮大水、1958年黄河洪水、1959-1961年三年灾害、1976年唐山地震、1998年大洪水等等;人为灾祸也不可忽视,“文革”十年浩劫,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度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最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灾难。     淮河,这条中国第三大河流,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几乎成了灾害的代名词。据历史文献记载统计,从14世纪到19世纪,500年间淮河流域发生较大水灾350次,从16世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50年间每100年平均发生水灾94次。历代仁人志士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淮河的斗争。但由于种种原因,到新中国成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淮河:“河底日高,河堤日高;河患日深,河病日重。”1950年,毛泽东主席四次对淮河的救灾和治理作出批示,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召开了第一次治淮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多次视察淮河。50年代初,人民的生活还十分困难,淮河流域数百万群众像当年支援淮海战役那样投入治淮主战场,他们住草棚,啃窝头,肩挑背扛,挖出一条条疏淮新河,筑起了一道道防洪堤坝……治淮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破坏严重,积重难返;“两个凡是”固守毛泽东晚年错误,固守僵化模式,固守僵化观念。已经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无私无畏,大智大勇,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他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的主题报告,起了一个富于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题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了使根深蒂固的“两个凡是”彻底缴械,他从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高度提出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改革终于突破坚冰,开始启动。     1998年夏天,一场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袭来。江河横溢,洪水泛滥,千里决堤,一片汪洋,威胁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冲毁了无数人的家园。洪水冲垮了有些堤坝,却不能冲垮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支撑下,全党全军全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洪斗争,谱写了新时代的“大禹治水篇”。     1978年出生的李向群生前是广州军区塔山守备英雄团九连战士。他家虽有百万家产,但为追求崇高的人生理想,李向群毅然选择参军之路,由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合格战士、优秀士兵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1998年长江流域抗洪抢险战斗中,李向群主动报名参加部队的抢险突击队,他带病顽强拼搏,先后4次晕倒在大堤上,被送进医院抢救醒来后,又拔掉输液的针管上堤战斗,终因劳累过度壮烈牺牲。为了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灾区3万群众自发地赶来参加烈士的追悼会,并在烈士生前抗洪的地方树碑立传。中央军委授予李向群“新时期英雄战士”光荣称号。     也正是在总结上述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98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鲜明、特别突出地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     2002年11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面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把民族精神问题提到一个新高度: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在新时期、新世纪、新千年起点上,一场非典型性肺炎的传染病,突如其来地袭击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这是一种过去人们不了解的新病毒、新疾病,人们了解它、战胜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中华民族精神,成为我们战胜“非典”,赢得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危难时刻,率先垂范。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疫情严重的广东、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看望群众,亲自调研,部署工作,他们在危难时刻,率先垂范,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诚实践者。     白衣战士,舍生忘死。在肆虐的病毒面前,在生与死的较量面前,他们战斗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舍己救人、舍己为公、舍生忘死。他们紧密团结,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丁秀兰,就是这样一位白衣天使,她把生命的希望留给别人,而自己却以身殉职。作为四个主检医生之一的丁秀兰大夫,成了接触发烧病人最多的医生。急诊科安排了四个班次,其他人接触病人都是四分之一的接触,只有丁大夫接触病人是百分之百,她的工作量大,各方面压力大,危险系数也最高。人们对“非典”的恐惧随着病毒的传播而不断扩展着,以至于当一例例高热病人被送进医院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本能地退避三舍,而丁秀兰医生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一如既往地奔波于患者的床前,问诊、查体,用她共产党员的行为鼓舞着士气。4月中旬,急诊监护病房的6名护士不慎感染非典病毒,持续高烧。年近半百的丁秀兰不顾长时间的过度劳累,像妈妈一样日夜看护。最终她因劳累过度,感染“非典”,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一位哲人说过,一位高尚的母亲,必定能养育出勇敢的子女。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这个危难时刻就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儿女，比如：钟南山、邓练贤、梁世奎、陈红光、李小红、叶欣、张积慧等许许多多的生命卫士、科学勇士、人民战士。他们用行动、用生命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他们是时代的骄傲,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五月四日,河北、山东、广东、辽宁、天津、广西等地纷纷向北京伸出了援助之手,送款、送物、送设备、送技术、送人才;后来,全国各地又纷纷向河北捐款捐物,支援河北人民抗击“非典”。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     血浓于水,情系中华。社会各界也向“非典”地区伸出了援助之手。爱的火炬在全国传递,爱心使民族凝聚力更强。     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民族精神。越是艰难困苦,越是危难当头,越能体现民族精神，越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都阻挡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一场又一场磨难锤炼了我们民族的意志,升华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凝聚了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008年,特大地震,我们遭受的困难,甚至比1998年大洪水、2003年抗击“非典”还要大。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天灾的巨大考验。然而,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与抗争精神,也表现得空前高涨。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洗礼。只要我们更加重视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完全可能做到“三个大有希望”:     一是在几个月的较短时间内取得抗震救灾基本胜利,大有希望;     二是北京与中国经济仍将保持10%左右的速度,持续起飞,大有希望;     三是2008年8月开好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同样也是大有希望的!     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得好: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让我们用中华民族精神,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我们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一定会历经百劫而不衰,屡历磨难而常新!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7年12月06日 08:09人民网

张浩（（1897—1942），原名林祚培，字毓（育）英，1897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团风县回龙镇林家染铺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林仲丹（仲旦），由于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又曾先后化名为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张开照、陈子贞、李福生（李复生）、李春生、张春山、张春生、林青山（林春山）、林武等。

1922年2月，张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莫斯科留学；1925年5月回到上海，参与上海地委工作；1927年1月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官兼特务队队长；1928年4月受命去长沙重建湖南省委；1929年1月调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1930年4月任满洲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6月任省委书记；1932年2月任全国总工会常委；1933年1月赴欧洲，3月抵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7月25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即启程回国，向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并带回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密码；1937年2月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10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2月因病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1942年3月6日因病逝世。

张浩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在党的历史上，其最大的贡献是在1935年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从莫斯科带回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推动了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政策，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中共中央解决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问题，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张浩和党的早期杰出领导人林育南（1898—1931）是堂兄弟，张浩是在堂弟林育南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张浩还和林彪是堂兄弟关系，张浩年长林彪10岁，林彪是在张浩的直接带领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堂兄弟之间感情很好，张浩在林家排行第八，林彪等弟弟们都尊称他为“八哥”。

革命夫妻

1916年，张浩与本县涂家湾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涂俊明（1897—1988）结婚。涂家与林家虽然很近，但因为受当时的社会道德约束，两人并不认识，之前也没有任何交往。他们的结合，全系“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由两家大人操办的。尽管涂俊明不识字，家境也不是很好，但张浩没有瞧不起自己的妻子，在涂俊明面前从不摆大丈夫的架子。涂俊明也是一个传统贤惠的妻子，对张浩感情很深。在家里，她尽责尽力地相夫教子，做好贤内助，将家里的事情料理得有条不紊。由于互相恩爱，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

20世纪20年代，因受堂弟林育南的影响，张浩开始向往革命，积极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起初，妻子涂俊明看到张浩去干这种冒险的事，心里不太赞成。

但此时的张浩已立志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解放天下劳苦大众的伟大事业中去。他以坚定的口吻对涂俊明说：“俊明，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你也要知道，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社会不公，家庭难兴。中国人民在帝、官、封的压迫下，啼饥号寒，水深火热。要改变这种状态，并使全国所有的家庭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我认定的事情，不会有错，投身革命的主意已定，希望你能理解、支持我。”通情达理的涂俊明深知丈夫的个性，她见张浩态度坚决，便不反对。此后，张浩为革命走南闯北，东奔西跑，涂俊明一个人在老家养育孩子，照顾父母，时时刻刻关心着丈夫的安危。张浩每次回家时，她总要嘱咐张浩每到一个新地方时，一定要给她写信，以免父母和她在家里挂念。

1925年12月，张浩因受重伤从上海回到老家。他一进家门，涂俊明见他浑身是伤，人也瘦得认不出来了，心里非常难过，泪水直往外涌。等冷静下来后，她想丈夫是为革命流血，为人民负伤，自己应该好好护理他。为治好张浩的伤，她四处寻医求药，有时为配一种药，她要步行一二十里山路去买。在涂俊明的精心照料下，张浩的伤很快好转，体质也明显增强。本来身体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但张浩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便想尽快回上海工作。这时他想动员爱人和自己一起参加革命工作。一天，张浩对妻子说：“我的伤一好，就要去上海，那里的工作离不开我。”妻子说：“等伤好了再走。”没想到丈夫却说：“你也跟我一起去吧。”涂俊明惊讶地问道：“我也去？”她觉得自己没有文化，连字都不认识，出去外面能干什么事情呢？丈夫张浩开导她说，“个人、家庭只有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活得才有意义。你不要犹豫，过几天就跟我一起出去。”涂俊明被一身正气的丈夫所感动，当即点头表示同意。从此，涂俊明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经过锻炼，1926年涂俊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武汉、上海做妇女工作、秘密工作，以及交通员、侦察员等工作。在白色恐怖下成功地掩护过瞿秋白、刘少奇等一批著名的中共领导人。1932年，涂俊明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她4岁的小儿子林汉雄也被带入狱中。涂俊明面对敌人刑讯拷打，坚贞不屈。当时，张浩刚从东北狱中出来，一身伤病，十分虚弱。但当他得知妻儿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心里十分着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想方设法营救涂俊明和孩子。可由于各种原因，他的营救没有成功。涂俊明在狱中受到严刑折磨，当局要她交待认识的共产党员，她拒不交待。她被敌人打得遍体是伤，但她仍然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气概。国民党军警见在她身上捞不到任何东西，只得将她打入黑牢。1935年，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涂俊明出狱。由于形势变化，她出狱后既不知道张浩的下落，也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便带着小儿子林汉雄回老家养伤，并在地方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11月，张浩从苏联回国。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妻子的消息，一直未打听到。他以为妻子已经牺牲了，心里很难过。1938年，涂俊明通过报纸，终于得到丈夫在延安的消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经过艰难跋涉，来到延安，与当时正处于病中的丈夫在窑洞里团聚。

张浩（林育英）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3个师，一二九师由刘伯承任师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后改为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据李达在回忆张浩的一篇文章中说，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时，工作困难很大，这里面有3个原因：第一，一二九师的基础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问题被处理后，干部、战士的思想非常复杂。原来不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是张国焘提拔起来的，执行张国焘路线也很卖力，处理张国焘的问题时，这一部分人也应处理；第二，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特别是对身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头带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非常反感，有的人将领到的衣服、帽子摔掉了，还有的吵着要回家，不愿当兵；第三，红四方面军过去善于打大仗、恶仗，长于阵地进攻和阵地防御，抗战开始后，要以打游击战为主，干部战士一下子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张浩以前一直在白区工作，未带过兵，在部队没有任何基础，要带好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张浩以自己的高尚风格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的爱戴。通过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全师干部战士的思想统一了起来，解决了以上存在的三大困难。

张浩做思想政治工作深入细致，很有说服力。有一天，张浩路过一个连队，正碰上战士们发牢骚。有的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国民党，现在又要我们去穿他们的服装，真是想不通；还有的说：国民党部队的服装穿在身上，就像山羊掉了角——比狗还丑。张浩听后，就和战士们谈了起来，他耐心地向战士们讲明为什么要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的道理，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交流，将战士们的思想疙瘩解开了，才离开连队。过了两天，他下到另一个连队检查工作，又碰到一些战士说气话，还听说有的战士将帽徽扯下来扔了。他马上叫连长将全连战士召集起来，要亲自给战士们讲话。战士们集合到齐后，张浩对他们说：“大家知道吧，西瓜外面是青的，里面却是红的。我们就是‘西瓜政策’，大家帽子上的帽徽就是西瓜皮，人是里面的瓤子。我们部队改编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传统没有变，仍然是工农子弟兵。我们仍然归党中央指挥。因此，大家不要对帽徽、服装问题想不通。这是说的军队，我再说说自己。过去在湖南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坚持斗争和生存下去，我在庙里当了和尚，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鞋子。尽管我身上穿了僧人服装，但并不是真僧人，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湖南省委的同志并没有因为我剃了发穿上和尚服装，而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省委领导同志。我那时穿僧人服装，是革命的需要，事业的需要。同志们今天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也是革命和事业的需要。因此，大家不要太计较穿什么服装、带什么帽子的问题，关键要看军队是不是为国家、人民打仗。”张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自己现身说法，让战士们心里豁然开朗。

张浩在一二九师任政委时，还机智地处理了一件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的棘手事。一二九师开到前线之前，蒋介石为了切断八路军3个师之间的联系，便以“作战需要”为名，调一二九师到石家庄去与日军正面作战。于是蒋介石特派他的高参、与刘伯承过去在旧军队里认识的乔茂才带着他的手令找刘伯承。乔茂才到达一二九师时，刘伯承正好不在师部，张浩接待了他。张浩看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便知这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计”。于是张浩悄悄派人去告诉刘伯承，叫他不要回师部，并马上派人将李达找来，对李达交代如何对付乔茂才。于是在张浩的导演下，李达把乔茂才安排在一二九师师部给他好吃，陪他玩，却绝口不提调动的事。乔茂才几次提出要见刘伯承，李达均以种种借口搪塞，使他始终无法见到刘伯承。后来，乔茂才见自己呆在一二九师师部天天吃了睡，睡了吃，无所事事的，觉得没趣，便自行离开了部队。回到重庆的乔茂才因未完成任务，被蒋介石狠狠训斥了一顿。

湖北黄冈林家大湾之林育英故居

张浩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脑伤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后来，他坚持不住，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张浩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特地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张浩的严重病情，建议中央将张浩调回延安治疗，并另派一位政委到一二九师。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替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拒绝赴苏联

1938年2月底，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张浩从前线返回延安后，一直边养病边工作，但是他的病久治不愈，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引起延安各界的关切。

在张浩病重住院的那段时间，每天到医院探望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当人们看到张浩病得这么严重，心里十分难过，纷纷要求党中央想办法挽救他的生命。

对于张浩的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尤其是毛泽东更为挂念。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就与张浩就相识，而且毛泽东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张浩给过他许多帮助。在此后的20年中，他们虽然不在一起共事，但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特别是在毛泽东与张国焘于长征途中发生分歧后，张国焘仗着人多势大，不把他放在眼里，并另立中央时，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使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难以得逞，对此重大贡献，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十分清楚的。一天，朱德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商量工作时，毛泽东对他说：“林育英同志的病很重，延安中央医院想了不少办法，因这里的条件有限，仍难治好。前不久，我去看了一下，见林育英病成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朱德说：“很多同志与我谈过这件事，并要求中央再想些办法帮他治疗一下。”“你有什么办法？”朱德摇头道：“还未想到。”毛泽东说：“我看是不是与苏共中央联系一下，请求他们派一架专机将林育英接到苏联去治疗一个时期。”“这个办法可以。”朱德极力赞成说，“而且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才能治好他的病。”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安排下，中共中央有关单位迅速与苏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由于张浩在苏联有过工作经历，许多苏共领导人对他熟悉，20世纪30年代，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期间，与斯大林有过多次接触，斯大林对张浩留有深刻的印象。此时，中共中央请求苏方派专机将张浩接到苏联治病，斯大林和苏共当即表示同意。

不久，苏联派来的专机就降落在延安机场。

对党中央请求苏联派专机接张浩到苏联治病的经过，张浩事前并不知道。苏联飞机来了，别人才告诉他，是专门来接他去苏联治病的。知道消息的他先是惊奇，感激党中央和苏共的关心，但仔细思考后，他决定不去。张浩认为，他的病难以治好，没有必要去苏联。对于他的这种想法，延安的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但此时的张浩想到的是别人和革命事业，而不是自己的身体。

在得知张浩不愿意去苏联治病的消息后，中央一些负责人轮番到医院劝他，但他仍不同意去。他说：“我的伤病我心里清楚。这个样子，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费苏联的资金、药品。有很多八路军的伤病员急需治疗，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及其他人要去苏联，让他们去吧。他们的伤病治好了，还可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见无法说服张浩，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考虑到飞机已经来了，不能空飞回去，于是党中央用这架专机将延安的其他伤病员和一些烈士子女送去苏联。许多老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心潮激动，一致称赞张浩是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当年如果他去了苏联，也许有可能治好伤病，可他就是不去，把生的希望给了那些伤病员和其他病人，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延安养病

在延安养病期间，张浩除非病得特别难受时，才休息。平时只要身体允许，他就尽可能地出席一些延安举办的活动，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0年4月30日，张浩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应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沟出席延安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首先请周恩来作演讲。接着，大会主持人请张浩发表演说。张浩当时身体虽然还很虚弱，但仍然振作精神，走到讲台前，用饱满热情的声音发表庆祝五一节的演说。谁知讲了不到10分钟，张浩突发脑溢血，身体差点倒在地上，好在敏捷的警卫员迅即上前抱住了他，才避免了更大的危险，并立刻把他送往医院抢救。这次发病因及时抢救，没有发生生命危险，但由于发病突然，而且来得厉害，使他无法站立起来，只能卧床。为了治好他的病，毛泽东和党中央想了许多办法。但是由于处于战争时期，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他因脑溢血而导致的半身不遂始终无法治好，身体越来越弱，并出现其他综合症状，这是由于他过去在敌人的狱中受到酷刑，留下了较为严重的后遗症，致使大脑、心脏及肝病日益恶化。虽然卧床不起，张浩却时刻思考着中国革命和党的前途，关心形势的变化。1941年1月16日，“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许多同志出于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的愤怒，要求与国民党决裂。病中的张浩得知这一情况，心里很不平静。他认为，不应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日本帝国主义未打败，国共仍应继续合作下去，国共两党如果在此时破裂，对抗日战争大局极为不利。为此，他抱病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皖南事变虽然使我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与四一二、马日事变还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不可能胜利。”毛泽东阅读了他的信后，觉得他的意见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同时，为他关心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所感动，马上给张浩复了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张浩的病很挂念，特意在信中问起并嘱咐道：“你病如何，甚以为念，请好生保养为盼！”收到毛泽东的信，张浩心里的担心没有了，心情很轻松。之后不久，毛泽东来到张浩住处看望他。在张浩的病床前，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挂记在心，我总想来看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我特地抽点时间来看看你。同时，也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对于毛泽东给自己的关心，林育英深为感动。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此后，毛泽东又代表党中央多次来看望张浩，使张浩一家很感动，也大大增强了他战胜伤病的信心。

但一次突发事件，使张浩的病情加重。1941年8月4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这次轰炸的目标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日机在延安城里城外投下许多炸弹，其中一颗炸弹落在张浩的窑洞门口爆炸，巨大的爆炸，把窑洞震得天摇地动。爆炸声和冲击波，使本来就有病的张浩的大脑、心脏受到刺激。此后，他的病急剧恶化，身体出现水肿。张浩的秘书、警卫员及妻子涂俊明见他病情变得很重，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经过延安名医何穆的彻底检查，发现心脏大了3倍，肝脏扩大，还有肺水肿，肾脏亦有毛病。毛泽东获悉这么严重的情况后，指示中央医院一定要全力抢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医的悉心治疗下，张浩的病才得以稳定。

张浩躺在病床上，时常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和党内复杂的斗争，十分怀念已经牺牲、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堂弟林育南和战友恽代英、李求实等，想到这些同志是牺牲在“左”倾错误路线中，便对王明更加愤恨。一天，他与住在一起治病的原一二○师政委关向应谈话，讲到王明“左”倾路线占据中央领导权期间，为了推行极“左”路线，王明等人排斥异己，残酷打击迫害为党的事业作过很大贡献、又有很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重要领导干部，如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他的叙述得到关向应的理解与支持，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建议中央给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平反，重新做政治结论，推翻王明强加的不实之词，要肯定他们与王明作斗争的业绩。可惜的是，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就由于病情又突然恶化而耽搁了下来。这次病情恶化使张浩感到自己可能不行了。

1942年2月，在生命垂危之际，张浩得知堂弟林彪已从苏联回到西安，心里非常高兴。他托一位去西安的老部下给林彪带口信，希望他尽快返回延安。2月14日，林彪一回到延安，就去看望张浩。兄弟俩谈了一阵，医生来检查病情。张浩见天色不早了，就对林彪说：“育容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咐，你要好好记住。”林彪看着哥哥，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嘱咐自己，便说：“你讲吧。”张浩说：“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总惦记着这件事。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多次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希望党中央对他和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重新作个结论。党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育南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在那个非常时期，发现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没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对王明路线，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如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对于张浩的嘱咐，林彪答道：“这件事我记住了。”张浩又说：“我活不了多久，尽管革命的路还很长，相信胜利终归属于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们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你了。你还很年轻，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任何人的前途，既要靠党的培养，又要靠自己努力。毛主席多次与我谈到过你，说你很有军事才干，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想不到，这些话竟然成了张浩的临终遗言。

死后殊荣

1942年2月下旬，张浩的病日益严重起来。3月5日，张浩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及妻子涂俊明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我虽未为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尽了力。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3月6日凌晨1点1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因病永远离开了他亲爱的同志和战友。得知消息后，中共中央负责人李富春、彭真、邓发以及林彪等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料理后事。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悼念。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

中央大礼堂内设立了灵堂，在礼堂顶端挂着致哀的半旗，灵堂外用蓝、白色布帷扎成的牌坊上面写着：“工人先进，战士楷模”。灵堂四周悬挂着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送的挽联和花圈。吊唁的个人与团体代表，脱帽走进灵堂，向张浩遗体敬礼，然后瞻仰遗容。灵堂两侧，站立着中央直属机关党组织派来的4位灵丧护卫员。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轮流为张浩守灵。本来，治丧委员会通知8日开始吊唁，但7日各界人士就自发先期前往吊唁，人数达500余人。许多人在张浩遗体前悲痛得泪流满面，一些同志忍不住甚至号啕大哭起来。

1942年3月8日，陕北高原上飘着纷纷细雨，像是老天爷也在为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位优秀的领导人而悲伤流泪。上午4点至9点，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林育英的遗体告别。当天，毛泽东亲自为张浩题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朱德、叶剑英、陈云、李维汉及林彪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3月9日，中央决定公祭张浩。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提议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抬到桃花岭。”朱德、任弼时都表示赞同。上午9点，张浩的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仪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党中央号召大家学习张浩对组织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祭礼结束，一万多人自发为张浩送行，参加出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之后，毛泽东还亲自为张浩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在党的历史上，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张浩享受了这一殊荣。

摘自《党史纵览》

截止到昨天捐款已经达到308.76亿元。从绝对数值来看，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放在国际背景下面去考察，这绝对是一笔大数字。对于这一点国外的舆论一致赞誉有加。不管国外怎么样认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还是“爱国主义”的，并且它是“狂热”是还是“空洞”，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捐款上来说，国内国外的持不同立场的舆论都异口同声地赞扬。

在这浩的捐款的背后有着无数的感人的故事，同样也有着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哑巴师爷始终认为捐款在于态度，不在于金额。捐不捐款是态度问题，捐多捐少是能力问题，当然能力的大小到底怎么去把握？这又存在一个问题了。

据说王石因为200万的捐款以及关于企业内部捐款限定10元的规定已经被网民改名为“王十”，网民的创造力是惊人的，我想这个“王十”的外号将伴随着企业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流行一段总理未经证实的谈话：“有的企业认为捐款是负担，还建议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我正告这位冷血的企业家，法律不能强迫你捐款，但你记着，只要你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营，你就千万不要漏税，否则所以的罚款都会用到灾区！还有，你不是在成都有没卖掉的房子吗？紧急状况下国家随时可以征集用作灾民安置！”王石现在已经改口，说要追加1亿元捐款，尽管这个捐款还没有通过股东会，并且不是现金捐出，只是项目的公益资金，而且要今后几年才逐步到位，让人心胸为之郁闷。

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也真是奇怪，这次巴菲特怎么没捐一分钱呢？快删掉它，别用这句话算了。既然写上了，先放着，因为话本身还是有道理的。从这句话上看，刘德华，应该算个裸泳的。这么大的一个明星，这么多的钱，这一次才捐10万块，这就不是能力大小的问题了。跟他一样的还有冯小刚、张艺谋等大腕，这些人在舞台上用别人的故事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但是一到了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用自己来感动一下我们呢？看来，感人的故事好编，好演，好导，但是感人的故事要自己来做，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冯小刚还嘴硬，批评一些媒体制作“捐款排行榜”：“就盯着看谁捐了，捐了多少，其实捐款是集合大家的力量，并不是比富。”小刚同志啊，别这样，你捐少了，还不许别人说吗？张艺谋就识做得多了，自己捐得少，就整个不吭声，刘德华听说还想跑到四川去做心理辅导，那个不花钱嘛。

唉！！大地震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流了那么多泪，这场地震震出了很多的东西。不过有一个人，倒是很会想，他说中国龙的崛起，腾飞必定伴随着天崩地裂，今年中国龙龙飞在天，才有这么多的雪灾和地震，包括前天龙卷风，这都是中国龙腾飞的天象。这个说法像心理辅导，但听起来舒服。所以也别去想刘德华、冯小刚、张艺谋只捐了10万块钱这件事。

人不伤心不流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

他们 她们

是在伤心

失去了孩子

无法再找回

失去了家园

可以重建

让他们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吧

也许也许

好受一些

哭吧哭吧

一

    余震警告还没有解除，北京的朋友纷纷发来信息提醒我们小心，甚至有一条信息说，有先兆，因为有人发现蟾蜍们又上街了。

    睡，还是不睡，这是个问题。

    北川中学的老师说，前两天总传言有余震，有一次老师在礼堂门口刚说了一声“大家注意……”，话音未落孩子们已经狂奔到了门口，一转眼的功夫全都不见踪影。

    在他们记忆中的那一幕实在太恐怖了。

    地震那天，一个体育老师在操场上看到教学楼猛烈摇动了几下。伴随着楼内一片惊呼，五层楼瞬间化为一层，之后，鸦雀无声。

　　当地动山摇停止下来，人们面临的是惊心动魄的残酷选择。

二

　　初中政治老师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她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用手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三十六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

　　几天后人们找到了她，她的身体仍是在教室里面的，没有跨出门口一步。

 　她所在的教室，其实就在一楼，最靠近出口，跨出去只需要三四步，五六秒钟。

    李老师和四个同学被埋在瓦砾下两天的时间，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她自感体力不支，于是把戒指和手镯摘下来，让同学获救后带给她的丈夫。她原本还想再带给家人几根头发，但她的头上都是血，同学说，怎么拔也拔不下来。

    丈夫刘全如今把这几件遗物天天带在身上，他掏出来让我看，那玉镯上还带着斑斑血迹。刘全一一数给我，“这是我们的结婚戒指，当时花了八十块钱，这个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一百零二块，我说买个贵点的，她不肯，今年是我们结婚二十周年，本来我想这回给她买个白金的。。。”

三

    教音乐的蹇老师高高的个儿，特别会唱歌，曾经代表北川参加过很多比赛，拿过不少奖，学生们平日里没事儿就去找他聊天，拉开他家冰箱门就找吃的，象是到了自己家里。

    出事的时候，蹇老师狂奔到瓦砾堆前，听到自己班的同学呼救，马上组织救人。他们只能徒手搬开巨大的石块，贴着石缝去听哪里还有声音。

    他知道，那时候她的女儿，一定就在另一堆乱石里。

    蹇老师的女儿当时正在新教学楼上课，根据垮塌的位置判断，蹇老师知道女儿大概在什么方位，后来他的妻子真的跑过来告诉她听到了女儿的声音，但是蹇老师没有去。

    女儿埋在更深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必须先救更有可能逃生的人。

    女儿从石头缝隙中伸出手，和母亲的手握在一起。

    两天后，当他再次返回去看女儿的时候，那只手已经冰凉。

    听到自己的儿女呼救，却无能为力，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残酷。

    我说，你们也是凡人啊，怎么可能。。。

    他怔怔地看着我，“可是我们是老师。。。”

    采访结束的时候，蹇老师说，他这两天一不小心就会哼起一首记不得名字的歌，那是他女儿在刚刚举行的歌唱大赛上的获奖歌曲。

    我问有没有女儿的照片，蹇老师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白色手机，他说这是余震还很厉害的时候从女儿宿舍抢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家已经垮塌了，他担心再留不下女儿的任何痕迹。

    那手机很小，照片也很模糊，我们的摄像机根本拍不下来，但是我记住了那个漂亮女孩的样子，大大的眼睛，一米七的个头儿，蹇老师说，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考军艺。

四

    蹇老师介绍宋波老师给我认识，宋老师腼腆地笑着和我握手，我们的采访只能利用他中午休息的时间，因为他肩负着给高三学生上课的任务，还有二十多天就要高考了，他们想让学生能够正常参加考试。

    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我听说这位宋波老师在地震中不仅失去了儿子，还失去了妻子，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那么平静，看不出悲痛。

    宋老师说，当时一出事他就想到儿子也在那栋楼里，但后来没有听到儿子呼救，他也没有时间去找他，因为必须先去救身边的那些同学。

    几小时后，有人报信，他妻子上班的楼也塌了，凶多吉少，家里的房子也倒了。宋老师说知道了，接着救人。

    儿子没了，妻子没了，家也没了。

    我说，那你还有什么家当？他指指身上，“就这一身衣裳。”

  “学生们知道您家里的情况吗？”我问。

  “我没告诉他们，我们得尽量显得轻松些，他们要考试了，不能影响他们的情绪。”

    我突然想起蹇老师说过，有一位高三的老师从不和人说起家里的事，但早上起来，会看到他枕边湿了一大片。这个人，应该就是宋波。

    我问他：“你挺得住吗？”

    他泪湿了眼眶：“作老师太难了。。”

    我放纵我的泪水，我没有办法不放纵。

 （未完，待续）

注:因为信息不畅,肯定还有很多少年英雄未进入笔者视野,将陆续补上 

大自然以无情的力量摧毁着一切，在汶川大地震中，在血与泪的悲痛中，却涌现了一批少年英雄。少年强，则国强，他们勇敢坚强和舍已救人的精神，是民族的希望：

15岁少年救出七名同学

（中间戴眼镜者为雷楚年同学） 

雷楚年，15岁，彭州市磁峰中学初三三班的学生。地震时不是往外逃生，而是冲进教室救同学。跑到自己的教室，发现还有7个同学全部蹲在教室的墙角边，马上带着他们往楼下冲。跑到一半，小雷突然发现，跟着他下楼的只有6名同学，还少一个！他又赶紧又往楼上跑。留在教室的女孩叫欧静，由于惊吓过度，女孩蹲在门口一个劲地哭，可能是吓傻了，怎么拉她都拉不动，就干脆抱起她往楼下冲。最后几秒，楼塌了，他和七名同学幸存下来。

9岁小林浩背出两名同学

来自映秀县的小林浩，今年9岁。在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小小年纪的他却在危机时刻，用柔弱的肩膀背出两位同学。而自己的父母却至今仍联系不上。还是14岁的姐姐，深一脚、浅一脚带着他们，走了7小时才到达都江堰。面对镜头小英雄显得非常镇定，然而他勇敢的举动，却已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18岁男孩救出三名幼儿

5月19日，四川平武县阔达乡仙坪村，一个名叫任冬的18岁男孩，他的右手臂有一个长约15厘米，深约1厘米的伤口。因为没有处理过，伤口化脓了，感染很厉害。地震发生时，他跑进幼儿园，先后抱出了3个孩子。他的右臂就是在那时受伤的。

让同学躲在自己肚皮下

甯加驰，都江堰聚源中学三·二班的学生，15岁。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地震时，被掩埋在坍塌的教学楼废墟里。“甯加驰，救救我。”说话的是甯加驰的同班同学曾婧。他让曾婧躲在自己肚皮下，救了同学一条命。

10岁女生救出两名同学

10岁的董玉培在映秀镇小学读四年级。地震那天，董玉培她们班正在二楼的教室上科学课，楼房坍塌了，董玉培随着走廊重重摔到地上。清醒后，董玉培发现自己肚子边趴着一个同校二年级的女同学，该同学头部的鲜血染红了一大片废墟；同时，自己的左手边也躺着一个女同学。董玉培活动了一下四肢，发现右肩膀剧烈疼痛(后来医生检查是肩膀脱臼)，其他的感觉很正常。董玉培连忙使劲推开自己身边的一些小水泥块，连滚带爬从废墟里钻了出来，然后使劲扒开水泥块救出两个女生（其中一个已遇难）

初中男生为女生挡楼板遇难

15岁的平武县平通中学初中二年级女生曾媛醒来后发现，同桌刘力压在她身上，挡住了楼上塌下的水泥块，她被救了，但同桌永远的离开了她。曾媛表示，伤好后第一件事就是回乡寻找“同桌”的墓，以后年年祭奠他。

16岁男生救同学压断腰

唐富文，16岁，北川中学高一学生，腰椎骨折。5月12日地震后，为救面临窒息的好友谭勇，他让其他同学推倒砖石，结果砸中腰部。

职高生勇救小孩

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北川职高电子电工班的学生尹全奎和朱华琳刚跑上马路，就听到一个小孩倒在地上大声哭喊，旁边60多岁的大爷大呼“救救我孙女。”尹全奎和朱华琳冲上去抱起孩子冲出去，走出2米多远，一间房屋倒下，大爷被淹没。

小学生救出多名师生

11岁的康洁是映秀小学6年级学生，12日下午地震时，她正在6楼上课，老师立即叫学生快跑。康洁先是钻到桌子底下，在经过一秒时间考虑后就从6楼纵身跳下，居然没有受伤。康洁自己脱险，并没有忘记救人，她冒着生命危险跨进了随时倒塌的教学楼。她四处搜寻同学和老师，看到一些老师被砸伤后不能动弹，康洁使出全身力气将老师往外拉。但康洁毕竟只有11岁，逐渐体力不支的她赶紧跑出废墟呼叫救援，从各个地方来增援的乡亲们冲进大楼救出了不少的师生。

12岁女孩帮同学撤退自己遇难

汶川县映秀小学身高1.6米的藏族姑娘邹雯，是五年级一班的学生，12岁，该班的班长和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她是县体育运动会短跑第五名，发现她的遗体时，　她的手还紧紧搀扶着一位同班同学，一看就知道是她在帮老师组织同学撤离。要是她不帮助老师救同学，以她那么快的速度，自己一个人跑下来，肯定就不会出事啊！事后，幸存的同学都这么说。

小小的年龄

你经受了巨大的灾难

可你

是那么的坚强

看你那坚毅步伐

那么自信

那么从容

是苍天对你的不公

是老天对的考验

让你承受不应有的灾害

可你

还背着可爱的妹妹

奔跑在人群之中

孩子

你自己受伤

跑进教室

背出自己的同学

你真英雄

孩子

天佑你们

孩子

可爱的孩子！

5月16日拍摄的一个从汶川县灾区步行出来的孩子。由于通往四川地震重灾区汶川县的道路中断，部分救援部队官兵不得不依靠步行向灾区挺进。 

当11岁的张吉万背着3岁的妹妹出现在记者镜头前时，这个小哥哥已经背着妹妹走了10多个钟头，在记者帮助下，将他们带到绵阳收容点

九岁的小英雄负伤救出两名同学。

黑色的5。12

把身体掩埋

唯有你

高高的举起

那是求生的昭示

唯有你

紧紧的篡着

那是不屈的坚强

唯有你

拉着你的同胞

那是血脉在相连

你的形象

我们铭记永远

你走好

我们在为你祷告

为你祈安